西岳史评 || 付玉肖：见证一门学科创建的三种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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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一门学科创建的三种讲义

《史念海遗稿·讲义》（影印版）书影

继多达12篇未刊论文手稿出版之后，在史念海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3种历史地理课程的讲义手稿（含修订稿）也出版了，这是史念海先生为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而撰写的讲义的实证，并反映了先生从撰写沿革地理范畴的讲义到撰写历史地理学范畴讲义的演变过程——这在以往未为人所知。

　　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史上，这门现代学科的名称传入中国是在清末（1904年），但真正建立则迟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标志性事件是侯仁之先生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历史地理学刍议》等理论文章、史念海先生撰写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讲义与《河山集》第一集、谭其骧先生主持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此后，学界对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转变乃至这门学科的形成基本达成了共识，这门学科才算真正建立。其中，史念海先生撰写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虽然是讲义性质，却首次建构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基本框架，并付诸教学实践，产生了广泛影响，但这也是唯一一种当时未公开出版的著作。在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史的讨论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史念海先生本批手稿的刊布弥补了这种遗憾，也为我们考察这门学科的创建过程提供了更为细致的观察材料。

　　在中国古代，地理研究中最核心的是地名、疆域、政区、都邑、水利，被称为“沿革地理”，并被视为史学的附庸。民国时期，以“禹贡学派”为典型的沿革地理的研究和教学依然在继续，虽然也在部分场景下出现了“地理化”，但不能说受到严重冲击，而且在相当多的场景下，冠以历史地理之名的研究、教学依然在沿革地理的范畴内。

但从清末到民国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学界对“历史地理”这个新兴学术名词并不陌生，尤其是“史地学派”人文地理色彩浓重的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影响较大。早在1930年，中央大学历史系开设的“中国历史地理”的课程内容就已经包括了地形、气候、富源、交通、都市、国防六项内容；以地名和边疆问题为主要工作任务的《禹贡》的英文名也在1935年从“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国沿革地理）”改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

　　史念海先生作为禹贡学派主要参与人，一开始走的是沿革地理的路子，早期的代表作是1938年出版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侯仁之先生称之为“旧中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关于这一性质的专著”）。与此同时，无论是顾颉刚先生对其兼治地理之学的引导，还是禹贡学会改革传统沿革地理学的一些思潮的感染，还是其父在西北、西南等地的考察的影响，加之国家情形和学者的自觉，先生认识到了他的研究应该有用于世和实地考察的重要性，写出了《中国的运河》这样研究方法依旧但研究主旨已经有了变化的著作，自觉地改革沿革地理研究。

　　这种自觉的改革是缓慢的。无论是1946年在复旦大学还是1947年在兰州大学任教时，先生讲授的课程名称还是中国沿革地理。虽然至迟在1950年夏，史先生应侯外庐先生之邀前往北京师范大学讲授的课程名称即已为“中国历史地理”（此后先生教授的课程一直沿用此名），但从手稿看，史先生在1950年前后撰写的讲义仍然是沿革地理类。

　　对应这一时期的讲义手稿是《史念海遗稿·讲义（影印本）》整理者王双怀教授定名的《〈中国历史地理教学大纲〉一稿》，现存的残稿内容主题为行政区划和疆域，写作时间在1950年6月至1952年11月（稿件写作/修改时间据书稿文本特征推测，另文详述，下同）。

　　在这期间，1950年，侯仁之先生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发表，率先在国内对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此文也被学者视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创建的开端；1951年，苏联学者B．K．雅尊斯基《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的目的和任务》中文版发表，苏联式的历史地理学理论被介绍给中国学者；1950年《地理知识》杂志创办，批判地理学界存在“资产阶级学术”和“唯心论”，逐渐掀起了对人文地理学的批判。史念海先生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自觉要重新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1956年发表的《辛勤的园丁——先进生产者史念海教授二三事》记载道：

　　“直到全国解放学习了苏联一些有关历史地理学的著作以后，他才恍然大悟过去自己不过是在这门科学全部领域中的一个小角落里打圈子，还有海阔天空的新天地压根儿没有接触到呢。像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政治地理（他过去所研究的只是历史政治地理的一小部分）是历史地理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此他便坚决地丢掉了过去十几年研究的那套抱残守缺的体系，从新安排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并特别注意使新的研究工作能够为今天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于是，1953年史先生开始写作《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但这种写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况且此时史先生还承担着该课程的教学任务，仍需要讲义供讲授和学生使用。所以，沿革地理范畴的讲义还在沿用，《<中国历史地理>第一稿》即是这一时期讲义的残稿。残稿反映出的撰写时间在1954年1月至1955年7月，史先生在原稿基础上还进行了修订，修订痕迹显示的最晚时间为1956年3月，则迟至1956年3月，史先生还有意以沿革地理范畴的讲义继续进行教学。

　　此时，《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的撰写过程较快，到1955年4月，西安师范学院人事部门在史先生的档案中即写道：“史念海……现结合教授《历史地理》课程正编著《历史地理》一书，计划四十万字，现已成十五万字。”这一时期对应的手稿是《<中国历史地理>修改稿》残稿，包括绪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四个部分，与史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序》中的回忆一致。残稿显示，至迟在1957年7月，4个部分均已制作成蜡版刻印本或油印本下发学生使用，此后不断修订，最晚修订时间为1962年6月。据史先生的回忆，这批手稿一直修订、使用至1964年先生因疾停止教学。

　　关于史先生撰写历史地理范畴讲义的意义，辛德勇在《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创立和发展》中谈道：“（这部讲义的）内部油印本散布很广，很多院校的相关专业也曾采用为教材，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史念海先生这部讲义已经搭建起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框架，因而完全可以把它视作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已在中国全面建立的一项重要标志。”

　　实际上，《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是1949年以后第一部，也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间的唯一一部系统的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著作。尤其是关于历史自然地理的部分，在它之前没有系统性研究，在它之后，则迟至20世纪70年代末史先生也曾参与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一书的编撰。

　　在《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的形成过程中，史先生不断修订，《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序》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这种情形：“写成了初稿，打印出来，分发给听课的同学，也分别寄给师友和同行的先生们，希望他们能够多提出意见，以便逐步修改。由于不是每年都必须开设的课程，只是在再一次讲授之前，作些比较的整理，并没有多费工夫。当时每讲授一次，即打印一次，现在手边还留下一些打印的本子，不同的纸张和格式，显示出是好几次打印过的，很有些文句和段落，前后不相一致，但并没有把某些章节从头到尾都重新改写过。”

　　1964年以后，《中国历史地理纲要》被“搁置桌角，不复问闻”。20世纪80年代初，史先生开始整理旧稿，准备出版，1980年5月，史先生在给吴松弟先生的回信中说：“目前还没有一本全面论述历史地理的著作。我正在整理旧稿，预计写一本《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印出时恐要在明年了。”在差不多同时撰写的自述中，史先生说“这本书是写完了”，但不知何故没有出版。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请史先生讲中国历史地理，并要求撰写一本教材，史先生方根据旧稿大幅度修改和增补并出版。书中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思考和框架、内容较手稿有很大不同，体现出一代历史地理学大家近40年来不断思考、实地考察的过程，让人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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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王子烨

审核/胡耀飞